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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三孩放開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開會議，會議指出，進一步優(yōu)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國人口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zhàn)略、保持我國人力資源稟賦優(yōu)勢。這意味著我國三孩政策正式落地進入倒計時，而從二孩政策來看，開放二孩并沒有挽救生育率下跌的趨勢，一方面是二孩占總出生人口的比重從40%提高到60%，另一方面是我國出生人口在短暫增長以后又迅速下降，2020年我國新出生人口為1200萬人，除了疫情影響之外，更關鍵的因素在于年輕人的生育意愿偏低。而此次出臺的三孩政策，目的主要是為了刺激有生育意愿的1980-1995年出生的人，這一批人口由于嬰兒潮的影響基數比較大，生育期基本快要結束的同時盡量釋放潛力。

二、從全面二孩政策來看全面三孩放開

但是從二孩政策來看三孩政策的效果將會更加有限，因為二孩才增加300萬左右二孩，對于三孩來說，想生的不會等到三孩政策出臺，不想生的也不會被激勵，剛剛生了二孩的家庭本就沒過幾年，基本上不可能立馬生三孩。特別是中年人生育、養(yǎng)老負擔都比較重，三孩無疑極大增加生活壓力，因此總體來說三孩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而對于90后而言目前年輕人的結婚率都已經降到很低的水平，根據民政部的數據顯示我國結婚人數呈現下降趨勢，尤其是2020年僅為813.1萬對，因此指望年輕人短期內釋放生育需求的可能性也不大。

三、撫養(yǎng)壓力增加

而根據年齡結構來看我國的平均年齡達到38.8歲，已經超越了美國，而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可以通過源源不斷的吸收移民來充實勞動力并優(yōu)化人口結構，相比之下我國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根據相關數據顯示目前國內的大學生人數已經超過新增的農民工數量，總體來看勞動力人口的比重有下降的趨勢，這就意味著我國傳統(tǒng)意義上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并且以前的人口紅利越多，事后需要償還的負擔越重。就像今天的發(fā)達國家以及越來越多的發(fā)展中國家，都面臨日益嚴重的老齡化和少子化。而我國老齡化的速度要顯著快于其他發(fā)達國家，未來給我國留下的調整窗口期將十分有限。以東北為例目前東北老齡化程度極為嚴重，特別是養(yǎng)老金收不抵支導致養(yǎng)老金賬戶負擔重，地方財政脆弱，經濟活力明顯下降。

二胎政策目前來看釋放的生育需求非常有限，盡管七普數據表明我國0-14歲人口比重上升至17.95%，但是老齡化趨勢明顯加快，特別是60后陸續(xù)進入老年以后這一年齡段由于處于生育高峰因此勞動力人口減少的趨勢將會更為明顯。而積累的生育意愿釋放完畢，接下來就是靠各自家庭的起跑線了，特別是資產和月收入要能突破當地生育成本的一個臨界點。像一線城市高昂的房價和生活成本使得年輕人的月收入很難再供養(yǎng)一個小孩，另外就是目前國內普遍存在的加班現象也讓家庭照管小孩的難度越來越大，只能依賴雙方的父母幫忙照顧。對于女性來說由于生育過程中遭受職場歧視已經是一個廣泛討論的議題，三胎政策放開以后如果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障措施，那么用人單位就會重新考慮女性的工作地位，整個女性群體的勞動參與度都會受到影響。

四、生育意愿較高的群體是哪些？

從生育意愿來看三胎生育意愿最高的還是較高和較低資產、城市核心區(qū)域和農郊地區(qū)的家庭，這一點從城市生育率就能看出來。在2020年我國城市新出生人口統(tǒng)計中，排在前十位的城市里，普通地級市就有六個，特別像臨沂、阜陽、周口這種外出務工人口規(guī)模比較大的地區(qū)生育率反而比較高。而成都、廣州、北京這種人口規(guī)模突破2000萬的大城市主要還是依賴外來人口實現常住人口數量的增長。

而像內陸的一些出生人口較多的城市，一般是父母外出務工而把孩子留在老家，特別是因為大城市落戶難，生活成本高且教育資源緊張，所以很多外出務工人員不用承受大城市高昂的教育成本，生育率自然比城市年輕白領高。隨著過去那種“湊合”式的育兒方式一去不復返，年輕人對于育兒投入的成本越來越高，特別是年輕一代自我意識的崛起使得大多數年輕人意識到在自己最好的年齡段應該為自己考慮更多而不是后代。因此生育年齡進一步推后，例如上海、北京等多地生育年齡已經超過30歲。即便是事業(yè)有成以后也基本告別最佳生育年齡，考慮到國內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如何解決大城市年輕一代的生活焦慮和工作壓力問題是提高生育率的關鍵。